苏州基层党建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网》发布我校方世南教授关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创新》的文章
发布时间:2019-04-10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具有显著的综合创新特征,表现为包括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方式创新在内的整体综合创新。生态文明理念创新发挥着先导和指导作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发挥着规范和保障作用,生态文明方式创新发挥着基础和抓手作用。在生态文明理念创新与制度创新以及方式创新之间的整体性创新联动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地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蹄疾步稳地走向美丽中国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关键词:改革开放 生态文明 创新

作者方世南,www.优德88.cpm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www.优德88.cpm 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 215123)。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可以从综合创新的维度加以总结概括,简言之,这个成就是包括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方式创新在内的整体综合创新的结果。生态文明理念创新是先导和指导,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和方式创新;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规范和保障,生态文明方式创新是基础和抓手,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和方式创新反过来促进生态文明理念创新,正是在生态文明理念创新与制度创新以及方式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反馈的整体综合创新过程中,及时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问题,提神明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地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蹄疾步稳地走向美丽中国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一、生态文明理念创新的先导和指导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变化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这一点在生态文明理念创新上尤为显著地表现出来。

  一是从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念转换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探索和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我国逐渐纠正了那种过高地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忽视人还受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受动性的认识,通过不断深化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摆正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关系,不断地吸取人由于不能将自然当作合作伙伴关系而遭到自然报复的教训,促进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深入人心,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其中一条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

  二是从注重社会矛盾的理念转换为将社会矛盾和生态矛盾结合起来的理念。长期以来,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矛盾并不十分明显,而生产力落后与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矛盾凸显,我国一直强调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矛盾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以生态权益为导向的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也不断增多,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理所当然地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要求确立社会矛盾与生态矛盾相结合的理念。

  三是从注重人的经济权益的理念转换为将人的经济权益和生态权益相结合的理念。改革开放的最大特征和最大标志之一,就是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促进了我国生产力迅猛发展。为了更好地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经济权益与生态权益有机地联系起来,我国又及时地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对于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更有助于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价值、目的、成果的应用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

  四是从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转换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经济发展,许多乡镇工业和重化工业不太顾及环境污染,并且将先污染后治理当作一条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也当作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难以兼顾的重要口实。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昆山市的生态意识开始觉醒,率先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即使金山银山,污染的产业一概不能进昆山”的口号。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期,于2005年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动地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到十九大后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开始成为全社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

  五是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理念转换为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的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上了重要地位,形成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理念。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形成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念。胡锦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凸显了社会文明建设的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明确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2]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指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六是从经济民生的理念转换为经济民生、政治民生、文化民生、社会民生、生态民生紧密结合的理念。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也是党和国家对民生问题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民生概念从狭义走向广义,即将民生只是当作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生活状态的概念,推进到将民生看作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相关的所有问题,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将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发展条件、发展能力以及许多权益保护等都纳入了民生范围,特别是保障人民生态权益的生态民生得到了高度重视,将营造优良的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舒适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作为提高人民群众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

  七是从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的理念转换为将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与推进生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的理念。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基础性工作到探索从根本上、源头上解决生态危机的发展过程。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这方面,我国与国际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发展趋势是一致的。1972年6月,联合国召开“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人类环境宣言》是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重视的开端。我国政府参加了此次会议,环境保护事业也从1972年开始起步,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迈上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对此,我国加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建设,积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共治体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之间的互动耦合,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监督考核机制作用的发挥,积极参与全球生态合作共治。

  八是从生态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理念转换为生态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的理念。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单一地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认识生态问题,将环境治理只是归结为某一个或几个职能部门。由于没有将生态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高度认识,缺乏生态政治学和生态社会学的宏大视野,不能从协调党群关系、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高度看待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当作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首次提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3]的科学论断。这是将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重大理念创新,说明生态环境不仅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反映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4]。建设生态文明,是民意,也是民生。因此,执政党讲政治和民生,就是要讲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就是要为老百姓着想。

  九是从非生态安全观的传统安全理念转换为将生态安全当作国家安全体系基石的理念。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还没有自觉地将生态与政治联姻,传统安全观占主导地位,只是将安全限定为国家领土安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方面,而对环境污染引发的危害重视不够,缺乏生态安全和生态人权的理念。随着我国环境污染对个人、社会、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生态安全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安全是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安详和民生幸福安康的最为坚实和基本的构成要素。生态安全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国际安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是从注重国内生态治理的理念转换为将国内生态治理与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紧密结合的理念。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统筹协调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肩负着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责任。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倡导“同在蓝天下”“只有一个地球”“全球合作行动”的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包括生态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加强全球生态治理人才、项目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积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二、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是中国不断地告别人治传统而走上依法治国道路的历程。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直强调制度改革、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他多次指出,国有国法,党有党法,还是制度靠得住,“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5]。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逐渐迈上了法治化轨道,实现了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到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的重大转变,提高了环境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走上了不断创设生态文明制度、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和严格执行生态文明制度之路。从制度创新维度总结40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以及巨大成效。

  一是对生态文明建设依靠制度和加强制度创新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是有效规范约束和激励引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的总和,而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则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生态环境资源状况和特点、生态文明制度与生态治理的契合度、生态文明制度与生态文化的相互作用等众多情况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制度调整和制度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水平和制度创新能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密切相关。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保证生态文明建设方向和成效的关键,是推进生态治理以及保证生态治理成效的锐利武器,也是提高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在制度创新中注重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保障生态文明制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当下性和长期性的统一、规范性和激励性的统一、本土性和全球性的统一、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统一。

  二是制订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推动环境保护事业迈向法治化道路,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奠定坚实基础。1979年2月9日,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通过,这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迈上法治化道路的重大标志,拉开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帷幕,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以后,我国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资源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如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标志着我国全方位依法治林的开始。以后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此外,还有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法规和实施细则,这些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从各个不同方面编织起了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严密法网和科学规范,也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奠定了深厚基础。

  三是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从自发走向自觉,形成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概念,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6]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7]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其中涉及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主体功能区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究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集体林权制度、举报制度、污染物排放许可制、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等生态文明制度,而且还规定了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国家公园体制、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等生态文明体制,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工业用地和居民用地合理比价机制、吸收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等生态文明机制。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行了全新的阐述。该决定明确规定“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8]。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完整生态系统的高度,揭示了现有的多头监管,影响保护目标实现的弊端,通过顶层设计,有利于整合机构职能,形成监管合力。

  四是注重各种生态文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发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整体性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从整体系统联动的高度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构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同时加快构建五大体系的任务,即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加快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加快构建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构建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203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得到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

  五是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切实做好制度的废改立转工作,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建设,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质量。在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过程中,注重制度设计与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既注重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又注重制度在实践中的操作性和严格执行,防止制度中看不中用,成为吓人的纸老虎。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法规,其中对企业规定“按日计罚”、将环保直接与地方政府干部考评挂钩、详细列举出监管部门九种失职渎职行为,并规定了严厉的行政问责措施。2015年8月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确立了目标责任制、约谈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明确提出了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具体要求以及对违法企事业单位的具体处罚,并努力实现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以此促进该法的实施和环境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三、生态文明方式创新的基础和抓手作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是以生态问题为导向,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的生态权益为目标,切切实实地将重心放在建设上的历程。生态文明方式创新起到了重要的基础和抓手作用。生态文明方式创新的总体要求是全面推进发展方式、现代化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换,将长期以来的粗放型、资源浪费型和环境污染型的发展方式转换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健康安全型和人口均衡优质型的发展方式,将现代化的实现方式转换为包括美丽在内的生态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将传统推崇的奢靡性、铺张浪费型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转换为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

  一是全面推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的绿色发展方式。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认识到,资源、环境、人口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资源紧张、环境承载力有限和人口众多的国情说明,不能走西方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不能以牺牲环境求得经济快速发展,必须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友好、资源承载力能够可持续供给的绿色发展新路,必须将绿色发展作为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作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为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发展方式上的革新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在能源生产和绿色消费上,大力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在节约资源和循环发展上,大力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同时,不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国土空间按照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等情况划分为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三类主体功能区,通过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更有力地支持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并将之列入九大战略任务、五个重大工程之中。以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为重点,实施生产过程清洁化、能源利用低碳化、水资源利用高效化和基础制造工艺绿色化改造,推广循环生产方式,培育增材制造产业,强化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绿色协同发展。大力推动绿色制造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重点突破节能关键技术装备、重大环保技术装备和资源开发综合利用适用技术装备,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和环保服务,发展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全面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加快建立健全绿色标准,开发绿色产品,创建绿色工厂,建设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建设绿色制造服务平台,强化绿色监管和示范引导,推动全面实现制造业高效清洁低碳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交相辉映。

  二是全面推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整体现代化实现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界定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9]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了要通过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史任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优化达到双赢的生态现代化,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紧密结合的融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现代化。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既充满了紧迫感,又充满了高度自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国家。高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旗帜,中国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0]。我国自觉地告别许多西方国家曾经经历的高消耗资源、高污染排放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艰辛地探索和践行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中,走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优质型、生态健康安全型的绿色发展社会。

  三是全面推动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增长,人们的生活观和消费观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高消费和高浪费现象,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压力。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又提出了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的重大任务,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有助于摆脱生态困境的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促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结果,这种不和谐主要在于,人为了满足自己难以节制的欲望过度地剥夺自然界的结果,因此,生态危机实质上并不是生态自身发生了什么危机,而是由人类不科学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人生观、生态价值观、生态利益观、生态伦理观所引发的危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11]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有助于在全社会奉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价值观,有助于人们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善美,自觉地抵制污染环境、破坏自然、奢靡挥霍、铺张浪费等生态伦理的假恶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更有助于人们自觉地协调好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的关系,为后代人切实履行好生态责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12]这揭示了代内关系与代际关系、代内生态公正与代际生态公正、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的协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做到“三个决不”: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决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为代价换取当代人的所谓“富足”。[14]习近平总书记对“三个决不”的强调,体现了在发展方式问题上的路径选择是: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优化双赢的发展之路,一定要走推动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续发展之路,一定要走代内与代际统筹协调发展之路。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3]《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年5月20日。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6]《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46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64页。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13]《从习近平这十句话,读懂美丽中国的真谛》,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10/06/c_129966366.htm。

  [14]李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科学指南》,《人民日报》2014年4月23日。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www.优德88.cpm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JZD007)阶段性成果。